- 時間：2026-02-12
- 來源：每日甘肅網-甘肅日報
《智奪臘子口》（油畫）李武?晏陽
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撤離中央蘇區(qū)，踏上了漫漫長征路，一場人類歷史上重要的遠征就此拉開序幕。
湘江戰(zhàn)役使中央紅軍從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機動靈活地沖破了敵人的重重圍堵。翻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夾金山后，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懋功勝利會師，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然而，在關于紅軍戰(zhàn)略方向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出現了嚴重分歧。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紅一方面軍一軍、三軍及軍委縱隊毅然先行北上，向著甘肅南部挺進。
我們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勝利！
1935年9月11日，黨中央率部進入甘肅迭部縣境內。12日，在達拉河畔的藏族村寨俄界（今高吉村），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劉少奇、凱豐、鄧發(fā)等政治局成員，列席會議的有林伯渠、彭德懷、林彪、聶榮臻、葉劍英、李維漢、李德等。周恩來因病未能出席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于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爭論與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他客觀分析了南下的不可行性和北上的合理性，提出了經過甘東北和陜北在靠近蘇聯地區(qū)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戰(zhàn)略構想，報告還講到了加強黨內團結，以及與紅四方面軍的關系等問題。彭德懷提出了縮小軍隊編制的建議。在會議討論中，發(fā)言同志一致擁護黨中央堅持北上的方針以及改編部隊的建議。
會議決定將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并開始整編，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五人團負責軍事領導，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zhàn)略方針，堅持向川康邊境退卻的方針是錯誤的；張國燾同中央的爭論，其實質是由于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著原則的分歧。黨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zhàn)士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斗爭。這份決定當時沒有向全黨公布。
俄界會議系統(tǒng)批判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扭轉了黨內分裂的嚴重局面，有力加強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13日清晨，黨中央在俄界召開營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下一步戰(zhàn)略方針和行動作了說明，并指出：從表面看，我們的人數是少了，但從質量上看，我們鍛煉得更堅強。我們要緊密團結起來，向種種困難作斗爭，勝利一定屬于黨領導的英勇紅軍！我們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勝利！會后，黨中央率領紅軍迅速北上。
臘子口戰(zhàn)役紀念碑
紅軍走到哪里就把黨的民族政策貫徹到哪里！
從川西北到甘南，紅軍主要行進在廣袤的少數民族聚居區(qū)。長期以來，由于國民黨政府推行民族剝削和壓迫政策，加之散布污蔑共產黨和紅軍的謠言，藏族群眾對紅軍部隊普遍懷有恐懼和戒備。如何贏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順利通過這片區(qū)域，成為擺在紅軍面前的又一重大考驗。
黨的民族政策早已有之。在遵義會議期間，紅軍總政治部就發(fā)布了《關于爭取少數民族的指示》。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制定了“關于少數民族中黨的方針”。
為爭取藏族群眾，紅軍在沿途寫下“北上抗日，奪回失地”等宣傳標語，通過通司（翻譯）向藏族群眾耐心解釋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民族平等政策。他們用真誠實際的行動贏得了藏族群眾的支持，書寫了民族團結的動人篇章。
紅軍食用藏族群眾的羊只，就將銀元和羊皮，以及道歉的紙條放在一起留給主人。離開時總是將住過的地方打掃得干干凈凈，一切物品都歸還回原位。一位病重的藏族老大媽留在村子里，紅軍為她治病，問寒問暖，使她深受感動。在康朵村，逃到山里的勞九家阿婆放心不下家中喂養(yǎng)的小豬，忐忑地回到家中，卻驚訝地發(fā)現小豬被喂得飽飽的，家里打掃得干干凈凈，就明白紅軍是窮人的隊伍，立刻跑到山里叫回了全村人。在朱立村，紅軍從麥場打了些麥子，有的付給銀元，有的打了條子。一位戰(zhàn)士不小心打破了群眾的一個背水罐，他就脫下身上御寒毛衣作為賠償。正是這一樁樁一件件的真情付出，讓各村寨逃到山林里的群眾回到了家中，他們看到所有的東西都原封不動，甚至比之前更整潔，無不驚訝贊嘆。他們向著紅軍遠去的方向祈禱，祝愿紅軍一路平安。
真誠終能消弭隔閡。藏族群眾對紅軍從最初的躲避，逐漸變成熱情幫助，態(tài)度發(fā)生了根本轉變。俄界會議后，紅軍沿達拉河順流直下，路程仍然艱險異常。當紅軍后衛(wèi)部隊經過尼傲峽時，反動分子拆除了白龍江上的木橋。紅軍派通司到尼傲村聯系，請求藏族群眾幫助修橋。該村群眾很快搭好橋，讓紅軍順利通過了險峻的尼傲峽棧道，并主動選派熟悉地形的人給紅軍帶路。
紅軍的民族政策也深深影響了一些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楊積慶，在甘南藏族地區(qū)有著深厚的民族基礎和社會基礎，被國民黨政府委以洮岷路游擊司令一職。當他知道紅軍北上抗日和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后，思想進一步轉變，暗中下令部下不打紅軍。紅軍到達崔谷倉時，土司委派的倉官和守倉的藏族群眾躲進了深山老林。紅軍研究決定，打開此倉以解燃眉之急，但必須嚴格執(zhí)行紀律，凡從倉里領糧的單位，須將自己所屬部隊番號和所拿糧食數，一一清楚地寫在糧倉門板上，鄭重注明“此倉內糧食是楊土司莊稼糧，希望各單位節(jié)約用糧”，并在倉內留下紙幣作為糧款。
紅軍模范執(zhí)行民族政策，在藏族同胞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種，這段歷程成為長征途中黨的民族政策成功的實踐，為長征后續(xù)北上隊伍開辟了一條民族團結的通道。
高吉村俄界會議舊址（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
臘子口一打開，全盤棋都走活了！
順利通過藏族地區(qū)后，橫亙在黨中央和紅軍面前的是北上必經之地——天險臘子口。蔣介石嚴令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師長魯大昌在此憑險固守，妄圖將已疲憊不堪的紅軍徹底消滅或逼回荒涼的草地。臘子口地勢險惡至極，東西兩側是百米高的峭壁，湍急的臘子河穿峽而過，河上僅有一座不足兩米寬的小木橋，是連接兩岸的唯一通道。敵人兩個營把守在橋頭、山口及兩側山腰的碉堡群，從山口到岷縣縱深配置了3個團的兵力。
9月16日下午，紅軍先頭部隊紅一軍第二師第四團抵達臘子口外，戰(zhàn)斗隨即打響。戰(zhàn)士們向橋頭發(fā)起英勇沖鋒，被敵人猛烈的機槍火力死死壓制在隘口前，數次進攻均未能奏效。形勢愈發(fā)危急，敵軍增援部隊正星夜馳援，如不迅速突破，紅軍將陷入腹背受敵的絕境，后果不堪設想。毛澤東親隨紅一軍指揮戰(zhàn)斗，“天亮前必須拿下臘子口！”的命令一級一級傳達下去。在制定了正面強攻與側翼迂回相結合的作戰(zhàn)方案后，由王開湘（黃開湘）率兩個連從臘子口下游渡河，攀上東側懸崖迂回到敵人陣地后方發(fā)起突襲，楊成武則指揮部隊從正面發(fā)起進攻。
在夜色掩護下，一名綽號“云貴川”的苗族小戰(zhàn)士率先攀登懸崖峭壁到達山頂，接應其他戰(zhàn)士登上數十丈高的峭壁，到達指定位置。耀眼的信號彈劃破漆黑的夜空！總攻的時刻到了！山上山下紅軍戰(zhàn)士同時向敵人發(fā)動猛烈進攻。經過三個小時的激烈戰(zhàn)斗，9月17日清晨，紅四團接連突破了魯大昌部精心設置的防線，殲滅守敵兩個營，繳獲了大量糧食和彈藥，勝利奪取了天險臘子口。
臘子口戰(zhàn)役的勝利，打開了紅軍北上的通道，粉碎了國民黨軍隊企圖利用天險臘子口將紅軍困死在雪山草地的陰謀。紅軍從此擺脫了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打開了新的發(fā)展局面。正如聶榮臻后來所說，“臘子口一打開，全盤棋都走活了”。
（執(zhí)筆人：張永平）